杨学犟:垦荒印尼

杨学犟:垦荒印尼

何伊凡

杨学犟的目标是将海外种植园从现在的2万公顷发展到未来的20万公顷——那是新加坡面积的2.5倍——成为中国真正掌握油脂上游原料的企业。

“我们会把这件事做成,就算这一代人完成不了,下一代也会继续。”杨学彪用一种愚公移山的语气说

雕塑般的云层挂在天边,毫无征兆,几道闪电窜出来猛击地面。两分钟后,细长漂亮的雨线滑落,又过了两分钟,化成瀑布飞泻而下。

在简易木板房的屋檐下,聚龙集团第一种植园总经理孙忠宝和我都赤着脚,这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习惯。他咒骂着天气:“在国内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什么‘倾盆大雨’,应该就叫‘倾缸大雨’。”

一个半小时后,天空又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太阳毫不羞涩地钻出来。今天的工程进度将受到影响,卡车会把刚刚修好的路面碾压得一塌糊涂,即使步行,鞋子也会变得沉重无比。###

从飞机上也难以看清加里曼丹岛的全貌。这个全球第三大岛像块揉皱的绿色毯子,它分属于三个国家,北部为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和沙巴两州,两州之间就是文莱,南部为印度尼西亚的东、南、中、西加里曼丹四省。

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加里曼丹省省会巴郎卡拉亚附近的热带雨林,一个曾经被称为“黑暗森林”的地方,传说丛林中的土著达亚克族有猎取人头的习惯。现在达亚克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手里拎着长刀。他们对我的头颅不感兴趣,目标是棕榈树上一簇簇红宝石一样的果实。

1600年前,东晋高僧法显由印度求得佛法,回归中国途中曾经过称为耶婆提的加里曼丹;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两次来到此处;240年前,广东人罗芳伯曾在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国之一兰芳;如今华人已然是加里曼丹岛上最大的族群之一。天津的聚龙公司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个纪录上又增添一笔:中国人第一次在这里开垦数万公顷的棕榈种植园。

每天早晨,孙忠宝会开着越野车巡视领地。第一种植园面积在一万公顷左右,在周边杂乱茂密的灌木映衬下,整齐的棕榈树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不过它们个头不等,每一年,棕榈树能长高一米,高者已接近5米,而幼树还不足1.5米。

株距之间经过严格测算,每公顷栽种160株,也就是说,一区共有160万株树。每隔29米有一条田间沟,可以用来保持水位,两条田间沟之间有4排树,一排28棵到29棵。东西方向的田间沟通到边界沟,边界沟与小河道相通,小河道又连接着大河。

纵横交错的水道是印尼的主要交通方式,窄的沟渠仅能通行宽不足一米的小船,需要盘膝坐在船中,宽的河面不下数百米,白浪翻滚。第一种植园分成面积接近的两部分,如果遇到雨天,陆路断绝,孙忠宝必须坐快艇穿过迷宫一样的河道才能到达另一营地。

在距离第一种植园约4小时车程的南加里曼丹,还有聚龙的第二种植园,面积也是一万公顷,这里尚未开垦完毕,多数是处于育苗期的小树。

种植园并非与世隔绝,中国员工安装了碟形卫星天线,可以收看八十多个频道,不过要冒被闪电击毁机顶盒的风险。厨师是从天津请来的,能做别具风味的鸡爪子。

寂寞依然是敌人,孙忠宝来的第一天,从不失眠的他怎么也睡不着觉,因为太静了,静得令人发狂。他半夜起来把床调了个方向,不行,又调了个方向,还是不行,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筋疲力尽,方才昏昏沉沉睡去。

孙忠保2008年才来到印尼,而对第一批拓荒者而言,失眠的烦恼可以忽略不计。

聚龙2005年准备背水一战,去海外开垦种植园,最先来到环境成熟的马来西亚考察,发现难以找到合适的地块,不是价格太高,就是坡度太大,只好辗转到印尼。

负责开疆拓土的,就是董事长杨学犟的胞兄杨学彪。他有张明星般的脸,性格谨慎,本来是兴建种植园的反对者,可拗不过弟弟,一旦来到印尼,就成为最积极的推进者。

他们计划购买的第一块地在安汶岛。安汶是用任何形容词都难以描述其美的地方,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果实熟透的香气。“我在农村长大,可从没有见过这么肥沃的土地。”杨学彪啧啧称奇。

令他们惊喜的是,在安汶能够一次买下十万公顷土地。如果开车走遍这片地,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够,杨学彪租用了一架只有四个座位的直升飞机,这个决定几乎令他魂断异国。

他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起飞,从空中刚看了四万公顷面积,飞机突然掉头。地面传来消息,很快将有暴雨,杨学彪莫名其妙,天空连一丝云彩也没有,怎么可能下雨。在驾驶员的坚持下,只得回来,走到中途,飞机降落到部队的停机场,他们刚走下飞机,大雨就猛灌下来,只要晚五分钟,飞机就会像蜻蜓一样被雨水击落。

聚龙最终没有选择这个梦幻般的岛屿,这里的自然环境虽然无可挑剔,可是社会环境动荡,曾发生过严重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冲突,他们担心会殃及池鱼。

在印尼华侨朋友的帮助下,聚龙买下了第一种植园和第二种植园的土地。在1990年代末的森林大火中,这里的原始森林烧毁,后来又历经盗木者砍伐,只剩下次生林,不会有破坏环境的嫌疑。

帮聚龙买地的印尼朋友后来加入公司,他们有巨大的社会活动能量,居然拿到了国家级的土地证“哈哥乌”—在加里曼丹开发种植园的海外公司中,有“哈哥乌”资质的寥寥可数。

通过出发前的资料收集,杨学彪和他的弟兄们了解到,加里曼丹是世界上动植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当他们每天要和一寸多长的蟑螂共同生活时,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

2006年底,工程启动,首先要做的是勘探地形,确定边界,然后“清坝”(即为开荒)。最先开发的第一种植园长29公里,最宽处五公里,到处是水,平地能到腰部,他们乘坐小船,更多的时候必须步行。这里是弹性很好的棕黄色沼泽泥炭地,一脚下去会陷到膝盖,拔腿出来,地面就会立刻恢复原状。

杨学犟曾从船上失足掉进小河,等他们离开河道后,才得到当地人的警告:这条河里有鳄鱼出没。另一次,他们走进一条眼镜蛇的进攻范围。运气更差的遭遇是,他们打算烧掉一个篮球大小的马蜂窝,愤怒的马蜂像小战斗机一样俯冲过来,所有人都抱头狂奔,除了一位司机。他曾听说躲避马蜂的最好方法是蹲下不动,不过,也许印尼的马蜂有恰恰相反的习惯,等他明白这一点,已经是在医院苏醒之后的事了。

常来拜访种植园的动物是野猪,它们喜欢甘甜的苗芯。某次他们发现刚栽好的树苗又倒了一片,抓住案犯,才发现这次的小偷是印尼国家级保护动物红毛猩猩。这一带并没有大型食肉兽,最大的威胁还是蛇,从长达5米、碗口粗细的蟒蛇到形如筷子的小蛇时常可以看到,有时在丛林里,有时在自己的床铺上。

只有把泥炭地里的大部分水排干,有些特殊地块用石灰中和碱性,才能进行种植。聚龙买了上百台挖掘机,通过河道运过来,有的刚刚启动,就陷落进去,只剩下一条长臂在外面挥舞。

如果你是个喜欢亲近自然的人,这样的生活虽然艰苦也不乏新鲜。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如何适应、融入当地的文化环境。

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印尼以暴风雨般的速度向民主社会转型,只用了十年时间,就从独裁军政府变身为所谓的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县政府拥有很大决策权,普通公民亦有足够自由。外资公司如果缺乏处理社区关系的能力,任何土地证都是废纸一张。

要获得种植园的土地,程序上先要经过县政府审批,然后省政府复核,再上报给中央确认。如果县政府同意企业开发的话,可以先开发,同时进入正式审批手续。近年来,政府和村民对开垦种植园的外资公司都心怀戒备,之前曾有人以种植棕榈为名,盗伐树木或者开发矿藏,有的公司根本不做任何固定资产投资,一旦风声不对就迅速蒸发。

聚龙必须要支付信用成本,除了买地外,它在两个种植园累计投入已接近8亿元。“每一根螺丝钉都是我们自己买的。”最早一批来印尼的公司高管朱吉祥说。

第一种植园周边有14个村子,他们大多沿河而居,只需要种植水稻、钓鱼就可以解决温饱,唯一的收入来源是卖木头,许多60岁的人还没有见过电。

公司有一个特殊的“环境部”,针对的就是社区环境问题,时常主动走访各个村庄的长老。“最初他们很惊讶,中国人为什么会来,我们说就是来聊聊,没有任何事。”环境部的小伙子杨洋说。他们很快掌握了一些禁忌,印尼人很讲礼貌,习惯低声细语,如果像在国内一样大嗓门,很容易产生误会;千万不能用左手递东西,左手被认为是不洁的;要从两个正在谈话的人中间穿过,一定要弯下身子,并且表示道歉;进入别人家需要脱鞋,然后盘腿坐下……熟悉之后,他们给长老带来红茶等礼物,长老们则送给他们手工编织品。

虽然有国家的土地证,可所有在印尼开发种植园的外资公司都不得不支付另外一笔费用给村民,因为土地权属关系复杂,一块地往往七八户村民都说是自己的,而且都有地证—这是一种简单的证明,只需要村长盖个章就可以,土地辗转流传,归属早已混乱不清。对公司来说,既不能强硬拒绝村民的要求,又不能一味妥协,其中的微妙之处很难把握。

在地里劳动的员工都来自周边的村庄,多数是达亚克人,该民族以守信和勇猛著称。欺骗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侮辱,聚龙的管理者必须遗忘那些“试试看”、“过两天再说”之类的中国式拒绝。

当地人没有存钱的习惯,最初要求每天结算一次工资,后来公司不堪繁琐,改为月底结清,月中发一次“借款”。借钱在当地文化中极为正常,如果遭到拒绝他们会感到奇怪而不满。加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每到发工资的第二天,多数工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口袋中再次空空如也,才会想起这份工作。“他们挣钱有够,挣多了嫌累,有的干半天就歇着。”工程师杨玉山摇着头说。

磨合期无法避免,聚龙通过雇用当地的技术总监来管理工人,同时引导工人了解什么是公司,什么是制度。“他们讲道理,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权服人。”孙忠宝体会到这是与之沟通的根本方法。

聚龙对当地的改变显而易见,部分村子可以用上公司发的电,喝的不再是河水而是纯净水。他们沿袭数代的观念也受到冲击。早期如果在小店买两盒烟,需要结算两次,店主才能算得过账来,现在有人已会使用计算器。有了贫富差距,没有工作的人开始寻找工作,而在种植园上班的工人则几乎家家都有摩托车—在摩托车上,印尼人毫不吝啬,每台都在万元左右。

通过外资公司来提高偏远农村的人口素质,是印尼政府需要的一份礼物。

如今,聚龙第一种植园旁边已建成了一个压榨厂,2010年11月份试车,每天能处理1440吨果,相当于榨出300多吨毛油。印尼不允许棕榈果出口,只能首先榨成毛油。令杨学彪不再坐立不安的是,已经有3000公顷的棕榈树产果,每天50吨,这些果子就近卖给其它的榨油厂,利润相当可观。到2011年8月份,第一种植园就全部进入收获期,可以产10万吨果。棕榈树的生命周期为30年,产量会逐年增加。

实际上,两万公顷种植园远远不足以解决聚龙的原料供给。一万公顷种植园一年可产油6万吨,以公司年销售120万吨油计算,至少需要15万—20万公顷种植园才能满足需求。

有了前两个种植园开发的经验,杨学犟有把握每年新开发一万公顷。看到棕榈园能够建成,金融机构也愿意给予支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提供了1亿美元的授信。聚龙开垦种植园的目标不会局限在加里曼丹岛,也在尝试合作种植模式,不用把地买过来,只需与农民签订合同,提供技术支持,然后收购果实,益海等国际大粮商的部分种植园都采用这种模式。

如果真的能够拥有20万公顷种植园—那是新加坡面积的2.5倍—聚龙将无惧任何周期。即使不将毛油运回国内,就近销售,也是过百亿的生意,届时聚龙将成为中国真正掌握油脂上游原料的企业。“我们会把这件事做成,就算这一代人完成不了,下一代也会继续。”杨学彪用一种愚公移山的语气说,“这就是男人的脾气。”

中国企业海外买地的故事由来已久,之前这些故事的主角大都是大型国有企业,结局也多数虎头蛇尾。对国有企业员工来说,缺乏足够动力承受这种艰苦的环境。另外,海外种植园往往有大量的隐性交易成本,对国企来说,这些交易难以入账。更关键的是,这是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最初几年为高风险高投入时期,等到收获的时候,可能已是另一届高管的政绩。

“中国的国家公司(国企)喜欢一来到这里就要买下十几万公顷的地。”当地一位匿名官员说,“是的,我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钱,但开垦种植园与工业不同,一点点尝试、推进,然后再加快速度是最好的方式。”

本文来源:中国企业家网 网址:http://www.iceo.com.cn/nwfx/2010/1111/20364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