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五、老虎厅前后

  五、老虎厅前后

  在祖父诞辰后的一天,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时,母亲没有在家,外出向亲友答谢去了。管事的报告说:“帅府来电话请督办去帅府。”记得父亲没有吃晚饭就去了帅府。我当时将父亲送至楼门,父亲将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就上了汽车。

  父亲到了帅府,由张的亲信高纪毅(当时为警务处长)、谭海副官等4人将父亲与常荫槐枪杀于帅府的老虎客厅中。

  这是1929年1月10日的晚上,我时年8岁。当夜我被大人叫醒,大表姐由后门把我带出去,在普通小户人家避居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死去。

  事后张学良将军发给我们家属一万元治丧费以示慰问,同时他还亲笔给我哥哥杨春元写了一封信寄往德国,当时我哥哥正在德国留学。信的内容大意是:“我听信谣言杀了你父,这与你无关,你要安心学业等……。”

  为了照顾我年幼,张学良将军还派出老四位来给我们兄弟3人分家产。老四位是:邢士廉、于珍等。当年春天张学良举办的孩儿会(每年一次)我未去参加。听说张将军还很不满意地问秘书:“怎么杨家小贵子(我乳名)没有来?”秘书答曰:“带孝不好出来。”夏季到来,母亲有一天带我去看电影,散场时遇到张夫人――于凤至(母亲的干姐妹)。于拉着母亲手说:“汉卿做出此事,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后悔了。好久,她还听到客厅中有声音在喊‘汉卿’。”母亲听后,一句话没说,用冰冷的手拉着我上了汽车。

  首先我父无加害张学良之心,张学良也无杀我父之意,由王家祯先生(当时任外交主任秘书)所写《一块银元和一张收据》即可看出。张学良将军并没有决心,才用一块银元来问卜。而且第一次银元人头在上,他还是不能相信,而后如是3次均是人头向上,这才决定杀之,事后很是后悔。

  张作霖被炸以后,张学良在滦县对我父亲说:“你叫我回东北去,我就回去,不然我就不回去了!”父亲说:“你放心干吧,我忠心保你们父子!”(这是我母亲说给我的)当时父亲同张学良是并肩的三、四方面军团长。父亲也曾对母亲说过:“我是卖给张家一样,他是土匪,我是‘水箱’。他是皇帝,我是宰相。但有一样,就是他们张家作错了事也不成。”父亲致死的原因很多,其主要错处是以周公辅成王的故例自诩,故对张学良将军行事不妥的地方常加规劝。例如劝张戒毒,或有时张急于政务,各厅、处长见不到张时,他就不分青红皂白对张大加谴责。张当时年轻气盛,当然是不会满意的。

  有一次张学良派吕荣环出席国民党九中全会,(吕当时为东铁理事,年轻,张很得意吕。九?一八事变后,吕当了伪满大臣。)常荫槐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吕带去。信中非常狂妄地说:“东北之事不必找张,他每日打毒针、跳舞,不务正事,有事就找杨督办,或是找我即可。”吕荣环将信打开看了,看完交与张学良。其实吕不交张学良,蒋介石也会交给张学良的,正好用它来离间。日本方面也是如此,利用矛盾挑拨离间,卖给张学良许多假情报。据我所知,日本人很恨我父亲。第一,张作霖已答应日本杂居问题,父亲知道后对张说:“这不行,这是袁世凯的21条中第16条,我们不能这样做。”后来父亲用电话通知日方时是这样答复的:“我们通过省议会,暂不能答应杂居问题。”第二,郭松龄反奉时和日本有个协定,事成后将长白山及沿海某地给日本操练海军使用。郭败后,张与我父亲都不承认了。日本人问张,张说:“此事是杨总参议办的,你们去问他吧!”日本人来问我父亲,父亲说:“此事是张大帅办的。去问张大帅吧!”他俩互相推托就把日本人给耍了。第三,日本人搞阴谋来了一次“选举”,结果父亲的票数比张学良的多,这都是中毒之处。

  更有甚者,日本人送给张学良将军一本《日本外史》,内容是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的故事,德川后来篡了丰臣之位。送者用红笔将此段勾出,暗示张学良,我父亲就是德川。张学良对此能无动于衷吗?

  父亲确曾与白崇禧会谈过,主要话题是南北议和,记录是随从秘书郑海安,会谈是在滦县车站一列专车中进行的。时间是1928年10月初,在场只有父亲、白、郑3人。据郑讲述会谈内容如下:白说:“南北不能再打了,应该和解。”父亲当即回答说:“你这次代表南方来不是谈和,而是安抚,你们将地盘军队整理好了再打。你们知道东北军并未作战,亦无损失,安全撤回东北,所以你们怕在你们整顿期间东北军进关。你们内部面合心不合,蒋介石作总司令,广东陈铭枢、陈济棠听他的么?你们广西听他的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刘文辉、郑锡侯、杨森还在,能听么?说好互相合作,可是西北五马,新疆杨培升,能听他的吗?冯、阎只是利用合作之名,来抢夺地盘,能合在一起么?外国正在离间我们,所以要和就要诚心,我想举出一人来当统帅。”白问何人?父亲说:“张汉卿。”由此可见,当时父亲对于张毫无二心。

  1947年抗战胜利后,夏天的一个上午,白崇禧来沈阳小河沿我们家看望和慰问,当时在场的有我母亲、哥哥和我。白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想不想参加工作。我们兄弟婉言谢绝了。他又表示要去给父亲扫墓,我们说家乡路远不敢劳驾,他也就作罢了。白走后我哥哥悄悄地跟我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老蒋他们日子不长了,我们哪能去给他们作事当垫背的。”同年的夏天,齐士英先生也来过我们家,会见时只有我和哥哥春元。齐先生告辞时,我在后边送他,行至院内,他用手指着我父亲书房对我说:“就在这间房内,我与你老太爷开过秘密会议。唉!二十年过去了。”我估计大概就是那次与日本政界要人床次竹二郎的那次会谈,并有于珍将军参加。床次竹二郎要推翻积极侵华的田中内阁,父亲为此搜集了很多材料,由齐士英先生带到日本。在推翻田中内阁的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使日本人感到父亲很使他们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