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东省特别行政区警备总队起义经过

1931年东省特区警备队兵变始末
◆史 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哈尔滨后,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武胡景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开始组织和酝酿东省特别区警备队起义。虽然最终起义走漏了风声没能成功,但在官兵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此后,哈尔滨“兵变成为潮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天桥忠一奉日本关东军之命,与张景惠秘密谈判,要他负责维持哈尔滨秩序。张景惠早有投靠日军之心,便通过天桥忠一向日本人要了3000支枪,于1931年10月7日,成立了东省特别区警备总队(也称警备队),枪支由张景惠派亲信于静涛去奉天兵工厂取回。警备队成员以警官学校的500名师生为基础,又从社会上招收了一部分人,总共有两三千人。警备总队下设4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和分队。总队长由于静涛担任,大队长、中队长都由警官学校师生担任。当时警备队的绝大多数官兵并不知道张景惠与日本人狼狈为奸的阴谋。
  面对哈尔滨学生和工人的反日浪潮,张景惠调来大批警察,镇压示威的学生和工人。张景惠与日军勾结的嘴脸大白于天下后,一股摆脱控制、争取自由的爱国激情在警备队中开始酝酿。经过多方考察,警备队将联系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任务交给了进步警官周维斌。周维斌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同当时负责北满兵运工作的杨佐青接上了关系。周维斌向杨佐青介绍警备队的政治倾向时说,“几个中队长都不愿当亡国奴,士兵反日情绪也很高涨。”他个人要求加入共产党,警备队想得到共产党帮助和领导。杨佐青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反映给中共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武胡景。中共北满特委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责任积极支持和引导抗日力量的正义行动,尤其要十分注意引导警备队搞武装举义,使之成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中共北满特委同时决定,由杨佐青通过周维斌对哗变进行领导和组织准备工作”。当时负责兵运工作的赵尚志、王东周(即皮鞋王)都参与了这项工作。
  之后,杨佐青向周维斌及部分警官转达了北满特委对警备队武装哗变的态度,同意接收警备总队的抗日力量。由周维斌协调,北满特委派一部分共产党员打入警备队去做士兵和军官的工作。
  1931年12月间,中共北满特委在道外正阳街(现景阳街)口东方旅馆楼下一个屋子里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武胡景,负责兵运的杨佐青,在警备队工作的几个党员,28旅机关枪连和26旅迫击炮连的几个党员。会上研究了起义具体方案:第一,起义时间为1932年1月初一天的半夜;第二,起义发动后,由警备队第四大队执行逮捕张景惠和于静涛的任务,第二大队担任市内主要街道的警戒,另派一部分人到道外吉林第三监狱去解放被关押的同志,骑兵中队担任联络通讯,26旅的迫击炮连驻防王兆屯,并有28旅机关枪连负责河沟街到马家沟地段的警戒;第三,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的设施,准备以迫击炮击毁南岗花园街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收拾在道里地段街一部分有武器的日本侨民,袭击日本在道里石头道街的正金和朝鲜两家银行,没收其钱款补充军需;第四,推举周维斌为指挥,杨佐青为政委,指挥部设立在南岗商业大学;第五,做好运输准备,一旦起义成功,立即将队伍运往东山。会后,大家分头去准备。
  不料,起义的头一天却走漏了风声。那天晚上,警备队内部就如何处置于静涛而发生分歧。于静涛曾是警官学校的教务长,警备队许多警官都是他的学生。队里的金某偷偷将情况告诉了于静涛。另外,做起义红旗的人从一家商店买红布时,也引起怀疑。于静涛为了麻痹和稳住大、中队长,就以请客为名,将大、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拉到道外十六道街新世界大饭店。吃饭时,于静涛痛哭流涕地说:“我也是中国人,谁愿当亡国奴,你们还有什么背着我呢?”有人以为于静涛得知了内情,也会跟着干,不知是计。此时,饭店周围已架起了机关枪,席间也布置了大量的武装警卫人员。之后,于静涛即刻下令把第四大队调到了顾乡打牛房子驻防,第二大队调往安达驻防,其他大队实行分散驻防。见此情形,部分官兵对起义产生了摇摆。
  傍晚,杨佐青得知实情,即刻向党组织汇报说:警备队大、中队长被监禁起来,士兵群龙无首,起义难以实现。面对此情此景,党组织决定警备队武装起义暂停。■
  (稿件、图片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